邓江年

  深圳特区报4月17日D01版讯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从根本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既是新时代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综合体现,也是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靠劳动力数量扩张推动经济增长的基础开始动摇

  引子:
  近日,关于人口老龄化的讨论持续升温。对于“2015年后中国的人口红利将开始逐步消失”的判断,已经获得学界的普遍认同。中国社科院报告更把这时间提前了两年,并称中国的人口红利大约在2013年迎来“刘易斯拐点”。不管怎么说,“十二五”时期,我国必须对人口红利逐渐丧失做好准备。届时,经济平稳快速增长的预期目标能否实现?这是否会成为变相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本期“思与辨”关注这一话题。
  ■ 主持人: 马立明   深圳特区报评论员   ■嘉 宾: 陈和
  经济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财经学院副教授   喻锋
  法学博士,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韩克礼   Christopher
Higgins,美国旅华学者,现在华南师大进修

制造业发展面临新机遇新挑战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压缩式的增长奇迹走的是粗放型发展道路,所依赖的比较优势是低成本要素组合,其中廉价劳动力是核心。受益于巨大的人口红利,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吸引了国际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形成密集的马赛克式传统产业集群,成为“世界工厂”、“全球制造中心”,并带来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然而,随着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口红利已然不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指出:“根据人口预测,2013年是我国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而同时,已经跨过生存阶段的劳动者群体开始体现出越来越多的发展型诉求,各种要素成本进入劳动力价格,不断提升劳动力实际成本。由于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和成本的上升,我国依靠劳动力数量扩张推动经济增长的基础开始动摇。

退休年龄延至65岁是否合适?

眼下,我国制造业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正在发生变化,制造业发展面临着一系列新机遇和新挑战。

我国已经进入人才红利的溢出期

  主持人:学界正在思考如何应对人口红利。此前有学者提到,应当进一步挖掘人口红利的潜在空间,可以考虑将退休年龄延迟至65岁。你们对这观点怎么看?
  陈和:我认为这是一种不可取的权宜之计。首先,现在还没有权威的数据显示,我国国民整体的健康状况可以支持65岁退休。其次,很多人误读了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的通俗表示是一国拥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这里面包含两层含义:其一,劳动力总量大;其二,劳动力的价格便宜。如果劳动力多,但价格不便宜,那并不能构成一国的人口红利。劳动力价格为什么便宜?根据供求定理:如果劳动力的供给增大,那么劳动力的价格便会下降。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便是这一现象的集中体现。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生产力的提高解放出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涌入城市,从而形成不断增多的劳动力供给,因此劳动力的价格在很长一段时间基本上维持在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上。然而,随着我国物价水平的不断走高,即使通过进一步挖掘人口红利,由于劳动力自身成本的不断提高,我国也难以继续以低廉的成本提供劳动力。所以我们必须面对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的现实。最后,我们必须要反问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如此依赖人口红利?没有人口红利,经济便不能持续发展?
  喻锋:未必不能考虑。基于不同的国情背景特别是社会保障政策和社会观念,退休的延迟与否在各国都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并没有一个普适性的做法。复杂的目标定位决定了延迟退休年龄与否的政策动议,必定是一个关涉广泛的系统工程。一则涉及到不健全的双轨制社会保障体制下普通就业群体的退休保障诉求,二则也与经济发展转型升级背景下的就业问题相互交织。因此,与其说预期一个一刀切的、受到各个利益相关方广泛接受的退休政策顶层设计,不如分步骤、分群体、分地域地实行退休政策的“帕累托改进”。先不去考虑一个具体的年龄节点,而是根据不同目标群体的利益诉求、价值挖掘空间,结合当下社会保障对其有效覆盖的强度,分类别、渐进式地实施退休延迟计划。当然,这一过程需系统论证和广泛地民意征集,毕竟哪个群体需要退休年龄延迟和延迟多少,这并不是某个行业一家之言所能决定的。

从全球制造业竞争态势来看,制造业国际竞争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的同时,也是一个教育、卫生水平不断提高,人力资本储量不断增大的过程。改革开放35年以来,我国已经从一个科技人力资源稀缺国家逐步成长为一个科技人力资源大国。2013年我国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超过7000万人,连续七年保持世界第一。从事研发活动人员的全时当量达到325万人/年,是1992年的5倍。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已经超过3000万人,毕业人数达700万人。如果按照目前稳定的增长速度不变,2020年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将超过1.5亿人。巨大的人力资本储备为人才红利的释放打下了坚实基础。在国际产业价值链上,我国的人才使用成本仍然相对比较低廉,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这为承接、培育和发展智力密集型产业提供了条件。目前不少跨国公司将研发中心搬迁到我国,或者将研发业务外包到我国就是一个预兆性的开端。

产业转型可应对人口红利衰退

一是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加强对先进制造业前瞻性布局,抢占未来产业竞争制高点。美国在发布《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后,近期又发布《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导力战略》等政策文件,提出聚焦发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量子科技和5G技术等关键领域;德国近日发布《国家工业战略2030》,强调要坚持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发展模式;英国、日本也相继推出了各种“再工业化”战略。

人才生产力是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驱动力

  主持人:中国此前的飞速发展,被认为与人口红利密切相关。这涉及到一个经济转型的问题。如果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经济结构由劳动密集型转向知识密集型,人口红利的衰退就不会对国家经济造成太大影响。你们怎么认为?
  陈和:其实这个问题是上个问题的延续,也就是要回答:没有人口红利,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一国拥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发展经济自然要利用廉价劳动力;如果一国大量拥有某类矿产,发展经济肯定也会偏向资源型产业;如果一国拥有丰富的科技资源、创新资源,那么该国的经济发展自然也会倚重知识、技术、人力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发展。如果我国不断加强对教育、科技、研发、知识产权的投入,那么我国的优势禀赋将从廉价劳动力转向这些智力资源,即使劳动力资源减少了,也不会对我国经济造成太大影响。
  喻锋:不能说没有影响。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必然要经历一个阵痛期,其中一个无法逾越的困境就在于转型升级对于落后产能、技术以及缺乏竞争力的劳动力的淘汰,及其所引发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不稳定因素。形象地说,转型升级就是一场舒筋通络、以外力促进新陈代谢的大手术,有益于身体机能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但是,手术过程的伤筋动骨也是不可避免的。
  韩克礼:这个逻辑肯定站得住脚,但是转型升级的过程需要一段时间,在过渡时期经济和社会会面临很多困难。比如,那些几十年一直在同样的工厂工作的劳动人员,被裁员以后怎么在知识密集型企业再就业?如果没有高学位或者先进技能的话,这些劳动人员就难以养活一家子,交孩子的学费等等。

二是创新成为推动制造业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全球制造业进入新一轮技术升级周期,创新促进制造业重新洗牌。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云计算和绿色技术等新兴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促进制造业生产组织和管理模式变化;数字技术应用和互联网平台的发展,促进制造业与物流、服务一体化联动发展。技术、管理和商业模式创新提高了制造业的生产力。

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本质是转变产业发展模式,摆脱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被低端锁定的困境,而其核心就是要摆脱国际劳动力要素分工体系中“体力劳动者”和“低端知识工人”的低端锁定,实现劳动力要素的转型升级。产业升级有三条路径,一是高科技含量的新兴产业部门、业态不断替代低科技含量的传统产业部门、业态,这个过程中需要大量科学研究和创新创业型人才作支撑;二是走出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向微笑曲线的两端攀升,这个过程需要大量研发设计和营销管理人才作支撑;三是改造提升制造环节,用精细化生产和流程优化提升加工制造的硬度,这个过程需要大量的工程师和技能型人才作支撑。没有上述各类人才的支撑,无论走哪条路径,缺乏驱动力的转型升级均难以成功。

在经济转型中应对“刘易斯拐点”

三是制造业竞争力从成本优势转向效率优势。制造业成本优势发生较大变化,大部分国家的制造成本上升,必须依靠提高效率抵御成本增加。

深化改革是释放人才红利的根本动力

  主持人:一些发达国家在从传统工业转型的时候,是否遭遇过“刘易斯拐点”?他们是怎么处理的?
  陈和: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来看,刘易斯拐点是一个必经过程。一国能否顺利跨过刘易斯拐点,在一定意义上,也意味着该国能否逾越中等收入陷阱,“亚洲四小龙“和拉美则是这一问题的两面例证。工业化前期的主要产业也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当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断扩展后,该国的劳动力供给将遭遇刘易斯拐点。在这一阶段,只有通过不断提升国家的创新能力,进而提升国家的产业结构,通过不断的产业升级方能跨越以劳动力短缺为特征的刘易斯拐点。逾越了这一拐点,便成就了“亚洲四小龙”;没有逾越成功,便有了拉美诸国的今天。
  韩克礼:所谓的“刘易斯拐点”,是大多数国家的共同经验。在过去几十年,这个现象在美国极为普遍。在今天的全球化经济中,跨国公司毫不犹豫将生产运作搬到国外。对他们来说,增加利润是企业的唯一目的,并不需要考虑他们的行为会怎么影响所在国的劳动者。多数的美国人相信21世纪的经济进步有赖于创造力。在像今天的不断改变的国际经济上,我们无法以传统工业为主,相反,我们不得不按照宏大经济转型来改革我们的经济策略,发展先进的行业,而培养很有创意的人才。教育不仅是创造力的基础,而且是美国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面对刘易斯拐点带来的挑战,中国需要逐渐地转型经济结构,提高国内的教育体制,培养既有创意又有灵活力的人才。

四是国际制造业的贸易规则正在变化。贸易保护主义与区域自由贸易并存,部分国家和地区签署双边和区域贸易协议,重塑地区间经贸关系。这些规则变化将对国际经济格局、发展方式、产业链布局产生影响。

当前我国庞大的人力资本累存和低下的产业总体效益,大学生就业困难与“民工荒”并存等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产业与人才之间存在制度鸿沟。构建于充分利用人口红利以实现产业规模扩张导向之上的产业和就业制度必然导致市场对廉价劳动力的深度依赖,企业效益取决于简单劳动力的使用数量,而非质量。而建立在我国教育文化传统和科技强国梦导向之上的教育和人才制度则导致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后人才的快速生产以及高端科技的大量突破。然而,这当中缺乏有效的制度连接,两个系统各自循环。产业不断扩大廉价劳动力需求,并实现劳动力市场的低水平均衡。科技和人才规模不断扩大,并构建了一个稳定的政府—高校—科研院所之间的科研生态体系。科技和人才难以得到合理的市场定价,知识通过产业的变现能力低,而产业也难以得到自己需要的科技和人才的有效支撑,尤其是适应市场需求的应用型科技孵化和技能型人才的支撑。因此,只有深化改革,打通两者之间的制度鸿沟,在人才红利的市场转化上进行制度攻坚,才能充分释放出人才红利,推动产业升级。

从国内发展环境来看,我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逐步转换。

新型城镇化是释放人才红利的重要通道

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支撑制造业发展的条件发生变化。劳动力、资源、土地等各种要素的成本增加,低成本优势减弱;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压力加大;新增适龄劳动人口增长放缓,人口红利下降;投资收益下降,要素利用效率有待提高。经济发展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升级”,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传统发展动力不断减弱,新动能正在培育。这些因素交织叠加在一起,给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新挑战,也提出了新要求。

产业要转型升级,就必须要有相适应的人才资源进行支撑。而与廉价劳动者群体不同,人才群体的收入水平和知识、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对生活、工作的环境和方式要求截然不同。更好的工作制度和创业、营商环境,更多的同业交流和教育培训机会,更好的公共服务和生活、居住环境,这些才是人才群体更为关注的诉求。传统产业集群所形成的专业镇难以满足这些诉求,而当前拥挤的大城市生活环境和高房价也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人才的创新创业动能。只有通过新型城镇化对传统专业镇进行改造升级,对大城市进行提质降压,并由此牵动一系列相关人才制度的深化改革,才能有效地释放人才红利,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另一方面,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的国际竞争加剧。发达国家采取各种措施提高制造业竞争力,促进制造业回流。同时,周边发展中国家利用成本优势,改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制造业价值链的分工,吸引外国制造业投资。制造业产业链布局进入调整期,高端制造向人才、资金和技术密集的地区转移,低端制造向成本低、营商环境好的地区转移。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副研究员

总的来看,当前我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从成本竞争优势向创新和效率优势转变,从人口红利向人力资本红利转变。从主要竞争优势来看,一是拥有近14亿人口的巨大市场规模,具备比较完整的产业链和配套能力。二是企业创新能力逐步提高。我国制造业的创新能力不断提升,部分企业进入行业技术前沿。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长快于工业平均增长。三是人力资本质量不断提升。工程技术人员的数量居世界前列,我国每年还有约800万新增大学生。新形势下,要充分发挥我国人力资本比较充足的优势,把劳动力成本优势尽快转为人力资本优势。

当然,也需要看到的是,我国制造业发展还存在不少亟待破解的难题,比如,缺少关键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基础工业薄弱,企业创新能力不足;劳动力成本增长较快,新一代劳动人口的择业标准变化,制造业招工难,高技能人才短缺;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作用有待加强;企业管理水平有待提高;要素成本增长较快,低成本优势削弱;等等。这些问题必须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来化解,从而全面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

科学认识高质量发展的意蕴

党的十九大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关系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全局。我们要从制造业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来认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我认为,所谓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不是仅仅指要构建高质量产品体系,而是指更广义的高质量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用较少的投入形成更多有效产出。随着要素成本的增加,制造业的成本竞争优势减弱,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依靠科技进步、劳动力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驱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效益,不断增强制造业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二是增加有效供给,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目前,居民消费需求正在处于从量到质的升级,居民消费需求多样化,对消费品及服务的种类、品质、安全、效能等方面的要求不断提升。而制造业低端供给过剩与中高端有效供给不足并存。因此,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要提高有效供给能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三是坚持绿色发展,实现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不能以破坏自然生态环境为代价。新阶段,改善生态环境已经成为重要的民生工程,因此,要协同推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不断改善生态环境。

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优化经济结构。新时期,要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实现产业价值链升级。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提高实体经济发展效率;加快基础性制度建设,完善促进公平竞争的规则体系;构建全国统一市场,促进要素流动,优化产业空间布局。

创新驱动是“牛鼻子”

总的来看,要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创新驱动。创新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牛鼻子”。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必须把创新摆在制造业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效益。

第一,构建制造业的创新体系。一是合理确定大学、科研院所与企业的定位,构建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体系。二是加强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构建产学研用密切合作的行业共性技术平台,突破核心关键技术,提高共性技术供给能力。三是因地制宜打造区域技术创新服务平台,促进各类主体协同创新,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优势制造业集群,完善制造业供应链。四是培育专业技术转移机构,完善知识产权交易市场,鼓励创新创业,促进成果转化。五是加强科技成果转化、示范项目和技术推广的投入,促进新技术产业化应用和推广。

第二,加强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培育新型产业。当前,招工难和环境约束倒逼企业向自动化、数字化和绿色发展转型。要加大智能化装备和绿色技术的研发投入,增加技术供给能力;大力发展自动化和绿色发展的专业服务业,为企业自动化和绿色发展,提供从设计、制造到安装、售后服务的一体化服务,提高企业自动化和绿色发展的效率;建立企业质量管理体系,提高企业质量管理能力和水平。

第三,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在于夯实人才基础。创新需要各层次人才,不仅需要科学家、研发人员,还需要大批高素质的一线管理人才和技能人才。要构建适合科研人员、企业家、管理人员、技能工人等各类人才的薪酬体系和收入增长机制,吸引优秀的人才进入制造业。建立多层次人才政策,改进和完善人才评价体系和用人机制,发挥市场和用人单位在评价和引进人才中的作用。培养新一代制造业职工队伍,改进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培养适应新技术变化的人才。

第四,营造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环境,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一是建立激励创新、包容审慎的市场监管体系。进一步完善标准、检验检测和认证体系,以环境、安全、质量等标准为市场准入和监管的手段,提高制造业发展质量,促进技术进步和推广新技术。打破地方保护,严格公平执法,为各种所有制、各种规模、各种技术路线的企业提供平等获得创新资源和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真正形成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对新产品、新模式和新产业,允许先行先试,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及时总结经验,掌握规律,逐步规范。二是建立健全公平、公开透明、可预期的创新政策环境。加强创新导向的普惠性政策,切实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支持企业技术创新和传统产业改造。加强需求导向政策,为创新企业疏通市场渠道。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适应创新链各环节的资金需求。三是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和法治环境。要进一步放松市场准入限制,有效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高侵权成本,降低维权成本,强化知识产权创造和运用。加强信用体系建设,构建诚信社会,降低社会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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